AI搜索引擎搜出盗版链接，平台为什么不用赔？

一个AI搜索引擎里搜电视剧名，排在第一位的是第三方网盘分享链接，点开就是正片。权利人要求赔偿——两审都驳回了。

这不是“平台有特权”，而是法院把民法典第1197条这条自民法典施行以来反复适用的规则，落到了AI搜索这个新场景上。判不担责，是有前提的。

2026年9月16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，案例三说的是AI搜索引擎使用检索增强生成技术（RAG）时的侵权责任边界。对企业来说，这份判决书式的说明，比“AI侵权要担责”的口号有用得多。

一、案情

某网络科技公司基于某大语言模型（已通过国家网信办的生成合成类算法备案），使用检索增强生成技术——简单说，就是用外部知识源对搜索结果做补充完善，让搜索更精准——开发并运营某AI搜索引擎平台。

某文化公司享有《某兵》《某花》两部电视剧的信息网络传播权。2024年11月28日，该公司在案涉平台分别搜索这两部电视剧，首位搜索结果都是第三方网盘分享链接，链接提供的视频内容与两部电视剧一致。

2024年12月5日，权利人向平台提出下架要求，平台当日即删除了案涉搜索结果。随后，权利人起诉要求赔偿经济损失。

裁判结果：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——网盘分享链接确实侵害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，但平台自己没有主动上传侵权视频的分享链接，不构成直接侵权；平台展示的是源自公共互联网网页的内容，现阶段现有技术无法自动识别侵权信息，且平台已履行模型算法备案义务、获悉侵权信息后及时作出有效处理，尽到了注意义务，亦不构成帮助侵权。2025年7月1日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；2025年12月25日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二审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。

二、不构成“直接侵权”：平台没有把作品“提供”上网

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第一层，是“谁把作品放到网上”。

司法解释把这件事定义得很具体——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、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，将作品置于信息网络中，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、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，才构成“提供行为”。本案里，把盗版视频放上网盘、生成分享链接的是网络用户，不是搜索平台。平台只是把互联网上已有的网页内容呈现出来，所以不构成直接侵权。

同理，司法解释明确：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自动接入、自动传输、信息存储空间、搜索、链接、文件分享技术等网络服务的，主张自己不构成共同侵权，法院应予支持。

三、不构成“帮助侵权”：三个条件同时成立

第二层才是AI平台最关心的：平台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”用户侵权而不管，就要与用户承担连带责任（民法典第1197条）。

那么“应当知道”怎么判断？这次法院给了可对照的三个条件：

1. 技术上确实做不到自动识别。平台展示的是源自公共互联网网页的内容，在现阶段现有技术无法自动识别侵权信息。这与司法解释的口径一致：未主动审查不因此认定有过错；能证明已采取合理、有效的技术措施仍难以发现的，应认定不具有过错。

2. 已履行模型算法的备案义务。平台基于的大语言模型已通过国家网信办的生成合成类算法备案。

3. 知悉后及时作出有效处理。权利人12月5日提出要求，平台当日删除搜索结果，处置及时、有效。

三条叠加，法院认为平台不具有侵权过错。

四、真正的关键：技术越强，注意义务越重

本案最有价值的表述在这里：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与其算法、数据优势程度相匹配的注意义务，对检索增强生成技术的算法合规负有更重的证明责任。

翻译一下：

• 不是“AI搜索和普通搜索一个标准”，而是按能力定标准——检索结果越精准、越个性化，算法与数据的优势越大，对应的注意义务就越高；
• 而且不只是“义务更重”，举证责任也更重：算法合规这件事，平台要拿得出证据（备案情况、技术措施、处置记录、时间线），不能只口头说“我做不到”。

所以本条判决对AI企业的真正提示是：合规动作要平时就留痕。本案平台能赢，靠的是三样可举证的事实——技术能力边界可说明、算法备案已完成、删除动作当日完成。这些东西，出事之后再补是补不出来的。

五、与普通搜索不同在哪：三个新变量

官方的表述是：与一般搜索引擎的网络服务不同，使用检索增强生成技术的搜索引擎服务，检索结果的精准性、个性化更强，法院在认定侵权责任时应当考虑技术特点、服务模式、检索结果生成过程等因素。

这三项对应到企业实务，意味着：

• “检索结果”与“生成内容”的界线，在RAG场景下会被更仔细地审查（谁决定了这个链接被排到第一位）；
• 服务模式（是纯检索，还是做了聚合、推荐、摘要）会影响注意义务的高低；
• 结果的生成过程（是否对来源做了选择、编辑、推荐）是关键事实——按司法解释，“是否主动对作品进行了选择、编辑、修改、推荐”本就是认定“应知”的考量因素之一。

六、给两类主体的清单

给AI搜索／大模型应用企业（想把边界守住）：

1. 备案与留痕：算法备案、模型合规材料、技术措施的说明文档，平时就归档；

2. 处置时限：把“收到有效通知后的处置流程与时限”写成制度并留时间戳记录——本案的“当日删除”是决定性事实；

3. 不要主动做“选择、编辑、推荐”：对来源内容做过编辑、排序、摘要、榜单式呈现，会被视为更强的控制力，注意义务相应提高；

4. 识别能力要说清：技术上做不到自动识别的，准备好可验证的说明，而不是一句“我们不知道”。

给权利人（内容方）：

1. 第一步仍然是通知：写清权利基础、具体链接、侵权初步证据——让平台处于“知悉”状态，是后续主张的前提；

2. 盯处置结果：通知发出后看平台是否及时、有效处理（本案平台当日删除，所以不担责；反之则是另一套结论）；

3. 真正的被告通常是上传者：搜索平台不担责，不等于网盘分享者不侵权——本案法院同样确认了分享链接本身构成侵权；

4. 留好“明知”的证据：如果平台此前已经收到过同一作品的多次通知、或对内容做过推荐，这些都会影响“应知”的判断。

写在最后

这则案例的结论容易被两头误读：企业读成“AI搜索随便抓”，权利人读成“平台有免责金牌”。

两读都错。法院给出的是一条有条件的规则：不主动提供、不主动编辑推荐、技术上无法自动识别、已履行备案、知悉后及时处理——五件事同时做到，才叫没有过错；少一件，结论就可能反过来。

技术可以跑得比法律快，但责任认定永远跟“控制力”绑在一起。你有多大的控制力，就配多重的注意义务——这是这则案例真正说的话。

延伸阅读：技术不是“免责牌”：民法典第1197条，什么时候会找上AI公司？（2026-09-09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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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自刚 | 知识产权律师 | 爱普纳杰·觅理·纳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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